行走在体制与良心间的“退场者”–陈刚的羽球世界

1998年，陈刚是一度世界排名第三的羽毛球国手，中国羽坛叱咤风云的四大天王之一。2000年11月，他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选择”了退役。2011年，他成为韩国羽毛球女单总教练。在退役10年后，他迂回地为中国羽毛球队培养了成池铉、裴延珠这样的劲敌。

他的机遇和命运曾被一个崇拜胜利漠视失败的体制所编码、改写，甚至抹去。在他7年的国手生涯，他曾完全服从组织对排名和人选的“计划”――在一个将体育和战争等同视之的系统里，规则被技术化对待，名誉被物质化兑换，使得“让球”成为个人被裹挟其中的寻常选择。在这样的设计下，个人则是集体增加百分之一胜算概率的手段。他曾对被集体强化的价值深信不疑，又在自己的命运被草率左右之后，对之抱以有距离的批判。他成了体制的叛逃者，又注定与其价值有隐蔽而矛盾重重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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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第一次觉得体育的不公平，是在1991年，他15岁。国少队在福州进行选拔集训。 1976-1977年龄组的比赛中，他位列第六。他满以为自己会被国少队选中、离国家队的大门更近一些，但最后“还是被退回去了”。教练选择了一位排名11位的选手，因为对方是“左手运动员，左手执拍的人比较少，打起来动作更好看”。

他当时也没想过去问国少队的教练，为什么自己会被刷下。“只能自己去想。不过，当时能参加这样的国少队集训也是很开心的。”

他继续回到已经待了两年的省队。此前，和省队其他人一样，他也修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将1976年改为1977年)――只为了争取一到两年的时间，让自己多两次机会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等待着被国家队的教练看中――每一位中国运动员无不是遵循着这种狭窄的、集权化的路径。

20年后，在首尔，已是韩国羽毛球国家队单打教练的陈刚，还是很实际地解释自己打羽毛球的初衷：解决自己的户口问题。他的知青父母返浙，户口只能迂回地落到杭州附近的余杭县，而有杭州市的户口意味着一家人有更宽裕的粮票供给。

浙江省体校坐落在曾经是杭州行政中心的体育场路上，毗邻省报机关。离开杭州市少体校后，陈刚在羽毛球训练馆的小阁楼里睡了两个月――通过省队的选拔考核之后，13岁的他才获得了省队的职工编制，住进了省队的宿舍楼。 晚长的他用四年从一个多拍型的选手转变为进攻型的选手。除了周三和周五晚上稀少、不被重视的文化课，他的生活里充斥着枯燥的训练、名次、偶尔坐火车外出比赛的兴奋。

国家队里浙江籍的老队员，每年会回到省队参加全国锦标赛。他们的YONEX的球拍和队服，对每年只发两套队服的省队队员而言，是再直接不过的刺激――他开始一心梦想着国家队。

当时队里的杭州人条件都不如温州人好。逢年过节，温州人会给教练送大量的年货。陈刚也亲眼见到父亲借钱买了火腿和黄鱼，挨个给教练送年货。有一年，省队的教练分到了体校隔壁的房子。温州队员的家长们直接送去钱和家具，而他的父亲只能帮工人提黄沙装修。

但这种朦胧的不舒服没有通向自主的意识，他像是一台刚刚被启动的机器，懵懂地执行着教练所有的指示。

印象中，唯一一次“违抗”教练，是1993年的全国青少年羽毛球赛。当时他已经进入半决赛。拿下第一局的他第二局对方却以13︰9领先。当时，羽毛球赛制还是采用15分换发球制，选手只有拿下换发权之后才能得分。两个人一直在争换发权。当时他的教练一直在场边朝他喊话，他心里也着急，朝场边喊了声“教练你不要再说话了，你一说我更乱了”。结果第二局最终他还是以1︰1平了对手。

按照常识，这个时候教练本来是要在场边指导的。但下场后，他发现教练已经不在场边。还是他在省队最好的朋友在场边，和他粗略分析了下战术。

第三局，他中途以11︰13落后。他心想，假如输了“回去肯定死定了”。 最后咬牙坚持，硬是拿下第三局。下了场，他便直接去找教练忏悔自己的鲁莽。下午便是决赛。教练回到场边，但是一言不发。最终他夺得了那一年的青少年比赛的冠军。但从南京回杭州的大巴上，教练一路都没有理他。这次夺冠，他最后一分奖金也没有领到。而在1992年，同样是青少年比赛，他是季军，最后获得了100元奖金。他也是第一次轻微地意识到，违抗教练的恶果。

但这次小教训仍没有让他变得足够懂得变通。6年后，当他再次因为自己的坦率“得罪”教练时，他才意识到，除了实力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影响着你的道路。

1993年底，他顺利被选入国家队。1998年，他和董炯、孙俊、罗毅刚四人并列为中国羽毛球队男单的“四大天王”。然后，2000年，悉尼奥运会结束两个月，他“选择”了退役，回到省队，拿着1000块左右的工资，心意沉沉。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他想突破封锁线去给家人庆生，省队的人说，“出去了就别再回来”。

他有十年没有再进入省队的大门了。9月底，从韩国回国度假，开着凯迪拉克经过寂静的体育场路，他突然意识到。

2

对国家队的回忆，和他后来对那些细腻的技巧的记忆一样坚固。

国家队的生活，初看起来“像是到了天堂”。在省队的时候，鞋子破了可能还得自己买。但到了国家队，每人直接发了两双鞋子、十双袜子，短衣短裤一套，冬衣冬裤一套。训练包里一打开，直接5把球拍，还是YONEX的。

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越发拼命训练。刚到国家队，他被编制在二队(名义上是更年轻的队伍，实际上要从中不断选拔最优秀的队员进入一队)。进入一队，除了意味着有机会进入国际赛外，还可以近距离和自己的偶像(明星球员如吴文凯等)一起训练。

初来乍到，他还兴冲冲地跑到老队员的房间去向人家请教经验。但一位浙江籍的同乡提醒他，老队员没有理由理他这样的“菜鸟”。慢慢地，他也开始知道一些隐形的规则，你的成绩决定了你在队伍里的位置，也决定了明文规章对你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但这些东西不可能有明文写的。”

在他进入国家队的前一年，李永波正式执掌中国羽毛球队。李洗刷了此前国家队种子选手稀缺的局面，“将各个地方队全部抽空”。后来的国家队逐渐形成了一队、二队、三队的梯级阵容，“好的球员太多了，选择余地太大了。”

1994年，他进入国家队后不久，在广岛亚运会上，前乒乓国手何智丽(当时已经改名为小山智丽)代表日本队战胜了中国队，一举夺冠。1987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何智丽无视教练让球安排，在半决赛中拿下了队友管建华。夺冠的何智丽却因为违抗教练组的决定，度过了被冷落的几年，最终黯然东渡。

而中国羽毛球队在那届亚运会上，夺得了7枚铜牌。国内媒体不无尖酸地形容：“破铜烂铁”。按照李永波后来的回忆，当时他想给羽毛球队队员的宿舍换上铝合金门窗，上面都拨不出经费。

也是在1994年的4月17日，中国足球第一届甲A联赛在6个赛区开展，揭幕战在成都，从此揭开了中国足球史上最混乱的假球赌球时代。

当陈刚在国家队苦练的时候，他并非不知道外部世界嘈杂的背景。和所有的队友一样，他必须选择强制性训练。每周体能训练的长跑，有人稍微懈怠，教练会用秒表下端的长绳抽过去。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十八九岁不出成绩，可能后来就没有机会了”。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从二队进入一队，身体的发育也帮助他突破了技术的限制。宿舍从一楼搬到了二楼，房间里有独立的卫生间。国家队7年，他只有一次打破了11点睡觉的纪律，跑出去偷偷玩了一次。纪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普遍的。他还记得一名顶尖的队友和女友在房间里约会时，被教练组的人集体破门而入——只是因为他当时的世界排名有所下滑。人人心中开始有一种说不清的常识：成绩和排名如何，决定了你是否可以晚归、是否可以谈恋爱……

伤病是人人都避讳的东西。他也看到，很多人受伤后，还寄希望自己通过手术和休息能恢复原来的状态。但其实“没有时间给你。你休息三个月，恢复两个月。这期间，下面的队员就起来了。5个月，别人的排名就可以到前几名了”。

3

在国际羽联更名为世界羽联之前，国际羽毛球比赛积分和淘汰的规则，快速得接近残酷。

那个时候世界羽坛还没有形成后来(模仿网球)的“大满贯”赛系列和超级系列赛的格局。按照当时的规则，每位入围选手的积分都会按照每个季度的周期贬值——假如你在1月份的某次大奖赛中拿到冠军，累计了100分，但到3月份可能就只有75分，到9月份可能就只有25分了。

在这种规则下，一个运动员如果连续三个季度不参加世界级比赛，他之前的积分将会迅速贬值、消失。 另一方面，你参加的比赛越多，往后的战绩越好，你也可以用新鲜的、好的成绩更换掉原先不好的成绩。

在陈刚服役期间，国际羽联的规定是，在奥运积分世界排名前16位的运动员里，每个国家可以选派三名队员去参加奥运会。奥运积分赛的统计时间是从奥运前一年的5月到奥运年当年的5月份。

这样“不稳定”、变化迅速的积分体系也造就了中国羽毛球国家队长久的“刷分”传统。为争夺奥运比赛的入围资格、“保证”几位内定的、最有希望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提前一年，中国羽毛球队便开始进行内部让路。

“刷分”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奥运会高排名的选手去让低排名的选手”。在国际羽联改制之前，“如果低排名选手赢了高排名的选手，除了得到名次应有的积分之外，国际羽联还会有额外的积分奖励”——这对于那些平常积分徘徊在16名之外的年轻选手，是绝对的、最后的机会。

“我们都是听国家的，教练不用说太多。大家都知道能去奥运会的就那三个人，大家要保证他们的排名。让的人都是小孩。不过，让球是相互的。‘小孩’以后打的时候，别人也要让他。就像参军的时候，小兵要为老兵干活一样。” 一位今年刚刚退役的前羽毛球国手回忆道。

“没有什么配角不配角，你不让你也没有办法去奥运会”，这位退役运动员说，“这就是打仗”。

在陈刚熟知这套规则之前，他仍然是那个不太会表达自己的运动员。他在一队的成绩进步很快，这一切得益于他的教练李矛尝试的训练方法。此前的羽毛球队崇尚的是四平八稳的训练，“一步一个脚印，练好内功。但矛叔的方法是，让你背上绳索，从山崖最陡峭的地方上去。你得学会打钉，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人们从90年代中后期中国队的一些大赛直播上也能发现比赛风格的变化，“之前我们挥完拍都要回中心，网前两个点和网后两个点你都能保证不死，但你一下子打死不了对方。但后来矛叔的思想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比如，网前的两个点是我的突击点和得分点。我可以弄死对方，而不被对方弄死。你不要打我这两个地方。”陈刚回忆。这样的危险是运动员可能顾及不到网后的区域。“四平八稳的人适应不了这样的打法。但往往，对方的某一个点被我们突破之后，所有的点都被我们突破掉了。”

在一队，他用了四年的时间，到达了世界排名第三的最好成绩。但当时的他仍然作为一队的第二梯队，有董炯、孙俊这样的第一梯队的队员在前方做主力。某种程度上，他是教练的“试验品”——“每当他想到一种新的方法，都会先让我尝试。比如，让我把手插在口袋里打球，训练我们对球的控制力。后来矛叔走的时候，我笑着说我继承了好的东西，也留下了满身的内伤”。

中国队抛弃了四平八稳的打法，却也果真从悬崖上凿出了一条道来——1995年后，中国队已经可以抗衡、超越宿敌印尼队了。

在他的教练正准备多开始关注他这样的第二梯队的队员时，羽毛球国家队爆发了教练组和总教练李永波之间的纷争，最后被树立为李永波劲敌的李矛远走他乡，辗转东南亚、韩国担任教练，试图通过培养国家队的直接竞争对手来刺激这个糟糕的体制。而他后来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马来西亚的国手李宗伟。

新来的教练训练方法更侧重整体实力的提升。而陈刚一直忘不了原先弹性的训练节奏。新的训练方法一时间很难让他和其他队友接受，有位头号选手后来在训练中落下腰伤，后来被迫中止运动生涯。

“你觉得原先的训练方法怎么样？”新教练问。

“我觉得还是原来的方法适合我。”他想也没想就说。

日后当他自己也做了教练，他不断从后视的、绝对的视角审视这句话，他知道这是新教练和他产生罅隙的开始。没有一个教练喜欢自己的队员说出这种话。但最难的是要让年轻人承认自己在人事上浅薄。

4

就当作一场“在控制输赢的练习比赛而已”。

在不长的职业运动生涯里，他经历过几场“让球”的表演。这反映了集体感和友谊，但功利点说，这又是种希冀自己未来得到同样照顾的无意识。

“我们当时小，能去比赛就很高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教练员和你讲一下，反正你还小嘛，奥运会你也上不了啊。当组织上让你帮队友取得积分的时候，你就是‘义无反顾’的了。”

“义无反顾的表现是什么？”我问。

“在场上，就是演戏呗。让人家看不到痕迹。我们对球的控制力，可以精确到几厘米。默契球嘛，只有内行的人才能看得出来。我领先了就失误两次，放两分，啪啪啪打，打得差不多了，比如17︰17，一个球打下网，或者，一个界外。最后对方可能就2 1︰19拿下了。” 他又补充道，“要打得好看一点儿。”

“你也让过别人。别人也让过你。你可以这样理解。”

这样的惯例让他很长时间都无法正面“让球”这件事。 至少，1995年的时候，羽翼未丰的他还是无条件地服膺集体的安排。既然所有的奥运冠军在通向奥运的途中，都得到过队友的礼让。谁能保证自己在为2000年悉尼奥运会备战的时候，不需要集体的帮助呢？一队的淘汰速度很快，二队的后备力量又逐渐强盛，他知道2000年是自己奋战奥运的唯一机会。

1997年的世锦赛，按照排名，他、董炯、孙俊和罗毅刚一定可以参加。但李矛没有让他去，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位已经离开国家队、彼时在丹麦俱乐部打球的选手去参赛，那位选手的排名距离陈刚还有一些距离。

他不服气，跑去问李矛，为什么不派他去？他们都是浙江人，但李矛从没有在训练津贴、比赛机会等方面对他倾斜。他其实钦佩这种“公平”。

他得到的回答是，那位运动员可以为我们开道，在关键时刻，他会让我们(事实上，内部人都知道，那位运动员确实在击败印尼队后，和队友比赛的最后关头放球了)。

“陈刚，我让你放，你肯不肯？”教练问。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是1995年时的“小队员”。他开始明白，世锦赛对每位运动员而言，都是积累名次、为日后奥运分组竞争的好时机。

他因此变得更好胜，因为实力的缘故，对成功有了更切肤的欲望。“世锦赛之后就是全运会，我要把他们都干掉！” 他对李矛说。

“你去了没有意义。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李矛说。他到现在也相信矛叔是真心的。

2000年4月份，在他从国家队退役前半年，他的新教练也对他说过这句话。

5

参加奥运会的希望，是在一瞬间破灭的。

1998年12月份，他的世界排名达到世界第三。但因为羽联旧积分体系的快速变换，到2000年5月奥运资格积分赛快结束时，因为分数的贬值、比赛频率的降低，他的世界排名又退回到第17名。这也意味着，他有可能不会被国家队视为奥运的可能参赛选手。当时已经有四位选手进入奥运候选者的大名单，还有一名入围名单。

那一年，他只参加了8站奥运资格积分赛，而比他年长的两位一号选手分别有9场。 比他年龄小的吉新鹏、夏煊泽、陈宏每人的比赛场次都在12场以上。如前所述，离奥运越近的比赛积分越新鲜，也越可以弥补之前几场失意的分数。

他心里开始怀疑，“不是说公平竞争吗，为什么我的比赛次数比别人少。”这个时候离奥运资格积分赛的最后一站——4月的日本公开赛只有一个月。他跑去问教练，可不可以让他去参加日本公开赛——他自己有绝对的信心，经此一役后，他的新成绩可以更新之前不再新鲜的积分，自己一定可以进入世界排名前17名。

“不必了，”教练手一挥，“你们老队员去比赛，一去就要进半决赛。还是让年轻队员多锻炼吧。”

他从教练房间里出来后，有个队友和他说，“他能这么和你说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不然， 他也许会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和我谈公平竞争？”

很快， 4月份，奥运资格名单截止。他和董炯都没有进入国家队的5人候选名单。

个人对公平的渴望和组织自身顽固的竞争逻辑产生裂缝，也有客观的原因。在陈刚服役的90年代，国家队并没有出现林丹这样有绝对实力的羽坛明星，而是处于“群雄混战”的年代。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在内战和外战中赢过对方；而不是像绝对实力的选手那样，有毫无悬念的优势。

这也导致教练员势必要选择各种各样打法的人，通过淘汰吸收新鲜血液。从功利的角度看，这种快速换血背后的进化论，使得中国队有着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集团优势。虽然，对于其中的个人而言，又显得过于抽象而残酷。

很快，陈刚和几个没有获得奥运资格的队友，随即变成了国家队的“对立面”，也叫协助训练。这些没有进入奥运候选名单的运动员，组成B队；5位奥运候选者组成A队。 和仅仅是帮忙发多球的陪练们不同，B队的人被要求模仿一些特定的打法(比如，对角线杀球)，以便候选者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奥运对手的打法。

B组队员的训练时间和内容也被缩减了。之前，一队的每个人的单项训练时间都是平等的，但出现了“对立面”之后，连训练时间也开始倾斜：常常是，A组的人练30分钟防守，B组的人就不用练了，他们就自由练习进攻。

每个礼拜三晚上，作为对立面的B组和A组的人进行对抗赛。第二天，全队再看训练录像业务学习。好几次，他上场后，好像是很冷静的，将A组的人迅速拿下。

“你觉得你在哪些地方赢了他们？对方的弱点在哪里？”他的教练问。

“我速度快，进攻凶，他受不住，我就赢了。”他的回答很短。

“他到底哪块不足呢？你要给他指出来。”教练又问了一句。

“我的特点克制住了他的缺点。没办法。”他知道这样的回答暴露了自己，也能感觉到教练对回答并不满意。

每次，这样的对抗赛一打完，他就会背着包走出训练场。但有的时候，心中那好胜的惯性，还会让他继续选择在常规训练之外，自己再一个人默默地加练。

但很快他便明白，“训练是要两个人共同训练，双方都有螺旋式的进步。你进步这块，我进步那块。我一个人练没有用。毕竟如果不是针对性的训练，肯定有缺陷。”

他知道自己也快离开国家队了。每次奥运会结束的两个月后，除了完成庆功嘉奖之外，还有老队员的“调整”。6

2000年奥运会，女子单打半决赛之前，“组织”上决定让浙江籍队员叶钊颖让球给湖南籍队员龚智超，以便让龚智超在决赛应战丹麦名将马丁(马尔廷)。尽管在内部比赛中，叶钊颖赢取龚智超的概率比较大。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在以往的国际比赛中，龚智超赢取马丁的几率要高出几成。

他从电视里看到了龚智超和叶钊颖的半决赛，后来也从内部知道了叶钊颖被迫让球的事情。他知道她在教练组开会的现场就哭了。

他将自己置换进叶钊颖的位置。从情感上，他理解叶钊颖在那么大的压力下为什么会选择退让。但从理智上，他知道叶钊颖曾经卷入过羽毛球教练组的内部纷争中，在1998年的内部申诉书上叶是签过字的。和自己的命运一样，叶钊颖也可能从根本上不被现任的领导信任。他冷冷地想，这次奥运会对叶钊颖而言，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是我自己，假如是我自己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我一定不会让。哪怕我打马丁确实可能有一定的劣势，但管他呢，最后一次”。

后来，他有几次碰到叶钊颖，后者退役之后成为了天赋极高的高尔夫业余选手，两人对2000年改变她人生的那一晚、那一战只字不提。

他心里想不出比惋惜更合适的情感——这十几年，在国家队内部，有不成文的规定，在奥运会上让球给队友的队员，将会享受和冠军同等的待遇——从经济上说，最后(受让的)冠军和季军的奖金将由两个人均分。事实上，浙江省体育局在叶钊颖夺得铜牌之后，也明确表示将给予其金牌的待遇。

他说不清楚，这样的解决方案对于运动员而言，是不是最好的。从世俗角度来看，奉命让球的那一方也享受到了经济性的照顾。但他开始感到，除了追问“那些不让的人，最后有什么下场”之外，最有建设的问题还是——“如果认为集体的利益对，那怎么保证队员的公平。如果你认为队员的公平重要，那怎么样去对抗集体的决定呢？毕竟，对抗的结果就是何智丽，每个人都看到了。”

奥运会之后，他的新教练找他谈话，说国家队要调整，不会留他。问他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说自己唯一的心愿是能够出国打球。教练答应替他考虑，然后就再无下文。

后来又有一次，他去教练的房间聊天。他问，当时组织说公平竞争，为什么我们没有享受到公平竞争的待遇呢？

他一直记得教练的回答：“陈刚，我们男单是不是拿了奥运冠军，是不是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他无言以对，甚至因为话里的潜台词而刺痛：你是个失败者。在运动场上，意外或幸运成为了最无法解释的命运。有些平时并不属于绝对实力的队员，在奥运赛场上却能爆出夺冠的冷门。不过对于每一个运动员而言，成为一次奥运冠军也许意味着抵达人生顶峰，可再无遗憾。

确实，教练说的话无从反驳。当时，进入奥运5人候选名单的有孙俊、吉新鹏、陈宏、夏煊泽。按照以往的成绩，吉新鹏和陈宏的整体实力不如另外两位。孙俊有过奥运参赛经验；夏煊泽是2000年全英公开赛的冠军。虽然吉新鹏是2000年4月日本公开赛(陈刚无缘的那场)的冠军，但陈宏的整体实力还是要优于吉新鹏。但最后教练组还是选择了吉新鹏，放弃了陈宏。最后，吉新鹏拿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男单冠军，那也是他退役之前的最后一个世界冠军头衔。

这样的事实又会让他考虑、或者说是怀疑，教练员的选择是否正确。在羽毛球队崛起之前，这支队伍也许如李永波所说，连“更换铝合金门窗”的经费也没有。在举国体制的大患环境下，教练组也许不得不穷尽一切可能去获得金牌。

冷静的时候，他也会想，若不是国家队的威望，他退役后也许不会得到一些人的帮助。这么一想，他又变成自己所反对的体制的一部分。

2000年11月，他退役回到省队，也“开始明白了一些道理”。他失去了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很多同行视他为“矛叔的人”而不敢接近。国内的比赛他又提不起兴趣，毕竟水平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同时，他看到“很多退役的运动员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油后，下场都很悲惨。不需要的时候，组织会一脚把你踢开”。

7

等待的出国打球的比赛一直没有下文。他也会漫无目的地想将来，甚至想过如果有家公司给他三千块的工资，他就立马去上班。有几次，他站在家里的阳台上生硬地抽烟，然后号啕大哭，被他下岗的母亲看到。他看不到什么道路。

省里终于对他有安排的意愿了。有领导鼓励他九运会好好打，暗示他成绩表现好的话可以送他出国比赛。

2001年的九运会，除了他是已经退役一年多的选手，进入8强的选手全是当时的现役国手。但因为一年没有国际比赛，他的国际排名已经严重下滑。在浙江队，他只能打二单或者三打。预选赛和16进8的比赛中，他分别赢得了声名正旺的鲍春来和吉新鹏。

8进4的时候，他又利落地战胜了陈宏。陈宏当时是国家队的一号男单。因他对陈宏有心理优势，在内部比赛中他打陈宏是赢多输少。

有领导悄悄对他说：这场胜利，等于给国家队的人扇了两个耳光。因为，一个人离开国家队一年了，训练和抗衡水平都下降了，却还能赢那么多现役队员。

赢了陈宏之后，他往教练席上看过去。他原先的教练坐在那里。他记得自己长时间盯着教练看。后来公开的比赛录像里，大家还能从那位教练的脸上看到一丝无奈。

2002年的丹麦公开赛，他当时代表丹麦欧登赛俱乐部打球，碰到中国队成员。林丹和他解释说，在半决赛的前夜，教练组的人和他开会说，明天比赛必须拿下陈刚，不然明天就让你卷铺盖走人。

但在九运会的半决赛前，陈刚并不知道林丹面临的这场压力。林丹的教练(也是陈刚原先的教练)认为陈刚体能可能不行，让林丹用球拉着他。但是在第二局陈刚仍然以9︰5领先之后，林丹却选择了超快速度的抢攻，最后竟然让陈刚没有拿到一分发球权，最终以9︰15落败。他和林丹就打过这么一次交手，但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对方身上可贵的独立判断。

打完九运会之后，又没有人理他。他好几次去找羽协的副秘书长，请他和上面沟通，放他出去打球。

8

“没有私人护照，我什么勇气都没有。”他回忆起2002年，国家乒羽中心才给浙江省体育局发文件，同意陈刚出国“学习”。“有了私人护照，我就有勇气了”。

“为什么到2002年1月份才走，必须要经过他们同意才能走。他们就是要放你两年，一年的时间你就没有世界排名了。去国外的话，你必须从头开始，从预选赛开始打。”

他退役之前，就有个明文规定：国家队的男队员29岁、女队员27岁之前，不得出国打球。

2008年他去波兰任教，看到后来的中国运动员在注册国家队时填写的表格，上面写着：未经中国羽协允许，不得出国打球。

他那时已经看到整个欧洲的羽毛球协会的角色和模式与中国国家队有天壤之别。甚至是高手林立的马来西亚、印尼，都能容纳多家实力很强的俱乐部。在这些国家，羽协只是一个服务性的协会，负责帮会员报名参加国际比赛。如果在帮运动员报名的时候产生失误或者疏漏，运动员是可以直接状告协会。

按照惯例，去丹麦之前，作为前国家队队员他要去北京“报个到，感谢国家给我这个机会”。
总教练半开玩笑地和他说：陈刚，你去国外，我们都是支持的，不要与中国队为敌啊。

听起来是句玩笑话，“但是他把真话以一句玩笑话的形式告诉你。那么，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在丹麦欧登赛俱乐部的两年，每逢参加欧洲的一些联赛，“碰到中国队，都是要输的”。

这已经成了每个有机会从体系中溢出、外出打球的运动员必须有的默契。毕竟，每个人心知肚明，即使去国外的队伍做外援，但还是“以中国队的名义帮他们报名的”。

2002年的全英公开赛，预选赛他决绝地赢了韩国的朴太向。但后来的32进16的比赛中，他碰到了孙俊，“0︰2输给他，很干净利落的”。

“我没有求胜欲望了。”

他还记得，在未知道团队比赛的“默契球”之前，他的求胜欲望有多么强烈啊。在场上，因为强烈的进攻，体力不支的时候他会用球拍敲打自己的大腿臂，疼痛会刺激他产生多余的力气。平生唯一一次，真的想放弃比赛，是在印尼泗水，身体承受不住闷热的环境。他在第三局的中途，突然迸发出“就这样输了吧，真的不想打了。我只想去外面透口气”的念头。那场比赛结束后，他直接冲到体育馆门外，将头埋在一堆冰镇饮料的中间。

“在欧洲的时候，难道你就没有想过真打吗？在欧洲拿一场冠军？”

“这种比赛对我有意义吗。如果我是叶钊颖，为了拿到奥运冠军，也许我会真打，也许我什么都有了。但这种比赛……我不想别人把我的后路断掉了。我还想第二年继续参加比赛。”

2002年年底，德国公开赛，他拿了冠军，“因为中国队没有来”。

尽管国际羽联规定，运动员三个月不帮某个俱乐部效力，就可以代表其他羽协参赛。他是以外援的身份去丹麦的，每次在欧洲参赛，都是丹麦羽联帮他报名，但是“是以中国队的名义”。

在全英公开赛的时候，临上场，他听到报幕员报他的名字：Chen Gang，from Denmark。他的直接反应是，“哎呀，国家给我这么个机会，我怎么可以代表丹麦去打。”他主动跑到裁判组去说，“我是中国的球员，可不可以帮我改一下国籍。”

他后来知道，裁判组的报幕只是代表他“从丹麦来打球的”，毕竟是丹麦羽协帮他报名的。按照国际羽联的规定，他的名字后缀是可以加上丹麦的。 但是他仍然摆脱不了恐慌，“我希望有一个被保证的参赛环境。毕竟，这个参赛环境是中国羽协给我的。”

从无意识里，他还是摆脱不了对这个组织的忌惮、尊重，甚至期待。

在他之前，很多原先的羽毛球国手去了国外，他们的存在构成了中国国家队的威胁。也因此乒羽中心后来才在运动员的合同上注明未经国家允许不得出国比赛。他心知肚明，出去的人都要遵守和国家队的默契——“不要与中国队为敌”。

他也亲眼看到，原来国家队二队的队员，加入国外的俱乐部之后，都能迅速变成一线球员(类似于张海丽、徐怀雯、姚洁)。这也让他反观国家队的淘汰制度——“有多少人是被埋没的，多少人是被控制的。我们的球员出国参加比赛的名额都是人为计划的。这是种资源的浪费。”9

也是到了国外，他才看到运动员和羽毛球协会之间的平等关系。2002年到2003年的两个赛季，他都效力于丹麦的欧登赛俱乐部。去欧洲别的国家比赛，都是和队友开着车或是坐火车去，有时候比赛完了，一伙人就在野外搭个帐篷过夜。丹麦国内不定期会有城市之间的联赛，奖金甚至只是上千欧元，或是超市的购物券，但他乐在其中。

在丹麦，俱乐部内部的会员被分为ABCD组，AB组的人可以参加比CD组的人更高级的联赛，而C组的球员甚至也可以代理D组的教练，以此减免自己的会费。俱乐部进行内部比赛的时候，所有的会员都会参与，有些人搬桌子当看台，有些人负责去卖票，有的人还负责设置观众奖(有时候只是一把球拍而已)。但这样的时刻总是让他很感动。

在丹麦他列于甲级队。有时候训练完了，还想加练一会儿。但后面是老年组的训练时间，场地负责人也会礼貌地请这些种子选手离开。

刚到丹麦的第一个赛季，他睡的是沙发床，宿舍里的电视也无法用遥控器，原有的冰箱冷冻室失灵。回国休假之前，他向俱乐部反映了这个问题。第二年他再回丹麦，发现自己的合同已经明确写上了：俱乐部将会为他提供一张正常的床、一台可以用遥控器的电视以及一台有正常冷冻室的冰箱。

丹麦羽协对于运动员比赛的分配，也相对公平。对于A级会员，俱乐部会帮他安排十几场超级赛的机会。而对于无法参加超级赛的选手，协会也会帮其免费报名参加4场比赛。每个选手对于自己的排名和能参加比赛的层次非常清楚，也更能有针对性地训练。

2007年，陈刚加入韩国羽毛球国家队，担任李矛的教练助理。2008年，他赴波兰担任女单的教练。在李矛离开韩国队之后，2011年，他接替了李矛原先在韩国队的位置。

在异域的体制下，他没有了那么多愤怒。中途为一家日本羽毛球产品公司做教练的时候，他看到对方选择奥运会选手的名单非常透明。如果有三个人入围了世界前16名，获得两名奥运参赛资格的话，那能去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一定是排名靠前面的两位。

在韩国队，教练组对于奥运参赛资格的决定权也往往没有那么大。今年3月份，在备战奥运前，韩国国内会举行一场男女单打的选拔赛，最终从中分别挑出十名队员。世界排名前20名的韩国选手都要参加这项比赛(男单3名，女单2名)，意味着男单还有7个名额，女单还有8位名额。国家队会从韩国各地的大学队、公司队中选拔合适的选手。规则是(以男单为例)，男单的前5名留下，后面的两个名额由教练组、羽协根据选手的风格和团队需要来决定。

这样的制度也能保证，平时的一些黄金大奖赛，主力不必为了刷分去参加，机会可以留给年轻的队员。事实上，在2007年国际羽联改革之后，运动员积分贬值的规则被停止了。主力队员赢一次冠军的积分，可能非主力队员要打三次比赛入围才能匹敌。你只要排名前28，可以一直参加A级比赛；你的排名不会排在B级、C级，也不需要“抢分”，而可以更从容地琢磨改进战术。

这样的改革毕竟也有希望产生更公平的内部竞争体系——比如，同样为了照顾新队员，可以明文规定主力队员一年打10场比赛，而稍年轻的队员一年可以参加12场比赛。

他又想起自己在国家队的经历，觉得有点刺痛，“有的时候训练周期安排不好，你出去比赛打不出好成绩。有时候你状态非常好，很想参加比赛，但没有了机会”。

因为自身的经历，他对“平等”格外敏感。但在交谈中，有时候看起来，他并不反对“适度地利用规则”，或者说消极比赛。

他所在的韩国队被卷入了伦敦奥运会的让球风波。在这次比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于洋／王晓理不敌韩国组合郑景银／金荷娜。中国队从第一个球开始，就赤裸地“表演”了故意将球打下网的本领。在裁判警告之后，被迫“求输”的韩国队也以同样消极的手法讽刺性地模仿中国队的失误。

他在微博上表达了对现有竞赛规则和中国女单教练的不满。“你可以利用规则，但你不能这么赤裸裸地破坏奥运精神”。
但同时，他不否认可以利用规则来避开这样两方都求败的丑闻，比如选择和韩国队决战时退赛，这样仍能保证中国队以小组第二的名次进入半决赛。

“这也是一种消极比赛啊？”我突然意识到。

“打仗也有假的。诺曼底登陆，盟军要搞多少欺骗，才能赢得战争”。他不再那么绝对。

看起来，“规则”和“胜利”都无法在他心里占据绝对的优势。前者保证了他对平等价值的想象，而后者则从情感上和实用性上让他无法回避——毕竟，他体验过接近胜利时的快感，也在错失最高职业目标之后，体验到绝对的空虚。

在韩国执教的时候，他也会一集不落地看《中国好声音》，看到一个娱乐平台在尽力地书写公平的规则，他甚至会掉泪。

在采访中，他不下五次地说起丹麦羽坛名将皮特·盖德。他和盖德有过两次交手，1998年的香港公开赛，他以2︰0赢了盖德。1999年中国公开赛，他又以1︰2输给了盖德。今年的伦敦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盖德在八进四的比赛中负于小他12岁的中国小将谌龙。

“我离开国际赛场10年了，而皮特·盖德还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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